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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7月起，一个现象引起记者的关注：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、浙江省人民医院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、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的多个公用卫生间里，常能看到各种形式的“代孕”“性别鉴定”“包生男孩”小广告。“巧合”的是，这几家医院都是能够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三级甲等公立医院，有不少患有生殖系统疾病、不孕不育的夫妻前来就诊。

非法代孕小广告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多家公立医院厕所里

把非法代孕的广告贴进公立医院，小广告的背后是群什么人？地下非法代孕市场又是怎样的？在隐蔽身份与两家非法代孕机构负责人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联系，走访了多家医院和个人后，记者看到了一个大而危险的“陷阱”……

医院：

从卫生间蔓延到医院各角落

代孕小广告令人防不胜防

其实早几年，各医院厕所就有类似小广告出现，只是情况不太多，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井喷。

一年来，浙大妇院总务科和物业管理人员发现过以各种形式、途径出现的“代孕”“试管”“包生男孩”小广告，位置从相对隐蔽变得醒目，越来越无所忌惮。

浙大妇院总务科副科长邵卫红说：“我们要求清洁工人一发现类似小广告就清理，但这些广告越贴越多，位置也越贴越高，甚至贴到了天花板上，有时需要请男清洁员带工具爬高去清理，简直苦不堪言。”

医院的清洁工经常需要爬高清理，擦完又贴

这样的小广告甚至从公用卫生间蔓延到了医院的其他地方，到了无孔不入，令人防不胜防的境地。

浙大妇院3号楼原本有个“严禁吸烟”的提醒牌，贴小广告的人在原来的牌子上覆盖一个“严禁吸烟”牌，下面是一串“代孕”“试管”“生男孩”的字眼和二维码；有的广告则出现在了门诊、住院部楼层的科室介绍栏上，消防栓、花坛柱子也未能幸免。

非法代孕小广告

“小广告形式在不断升级换代。”邵卫红说，最初的广告是用记号笔写在医院公用厕所的门和隔档上，或者是一张贴纸。后来，广告材料变成亚克力的长方形纸板。

现在的广告则做得更“正规”，比如，在“小心地滑”“节约用水”的提醒字样下，打上“代孕”“性别鉴定”“供卵服务”，以及电话、微信号……

一天最多能清理多少？邵卫红苦笑：“最多能清理几十个，而且往往是上午刚处理完下午又发现。我们也联络了医院保卫科，看看能不能揪出几个‘熟面孔’，可成效不大。因为这些贴广告的人行动非常隐蔽，要抓源头很难。”

其他几家医院也有同样的苦衷。

机构：

驻址附近是上海一著名大学城

服务推介简单直接明码标价

在收集了多家医院厕所的小广告并进行号码归属地查询后记者发现，绝大多数号码的归属地都在广州，也有在上海、北京的。

记者通过微信加了小广告里的其中两家代孕机构。一家叫“快乐宝宝”，微信介绍显示其业务分布在广州、上海、南宁；另一家叫“天赐宝宝试管中心”，介绍显示地址就在上海。记者以多次没有胎心胎芽导致流产为由向两家机构“求助”，对方都迅速给出了“代孕”这个办法。

“我们的微信朋友圈有多个真实成功案例，我们是正规医疗公司注册，带身份证签合同，无任何中介费！”在推广代孕方案时，“天赐”公司的负责人说，“子宫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衰退，停经会直接导致子宫萎缩，租借子宫没有几十万元是搞不定的。”

两家机构都声称能够开展三代试管婴儿技术、借卵服务、代孕服务，项目费用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，其中，“借卵+包生两个宝宝”的费用高达150万元！

“快乐宝宝”的负责人小何还介绍说，广州的代孕市场特别大，是代孕的“天堂”，上海也有几家，“天赐”规模没有他们的大。在沟通了一段时间后，记者提出想去现场看看，询问具体地址在哪儿。

没想到的是，两家机构给出的地址竟出现在同一条路上——上海市松江区茸悦路。

信息搜索显示，茸悦路并不长，路的两侧除了购物中心外，矗立最多的就是酒店式公寓、服务式公寓。茸悦路附近有个松江大学城，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、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、东华大学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、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7所高校。

在小何的朋友圈，每天都有所谓的“报喜”。记者曾看到一个女孩的照片，面容姣好，照片下这样介绍：供卵自愿者、211高校大学生，身高1.70米，形象好，需要的客户尽快预定。

供卵（或借卵）是地下非法代孕机构普遍开展的业务之一。小何说，只要客户提出需要，比如身高、体重、血型、学历，他们都会按要求寻找“自愿者”，然后带给客户面试。

机构提供的供卵“自愿者”年龄标准为19-26岁，身高1.60米~1.70米，外貌良好身体健康，有正在上大学的学生，也有刚毕业的。

小何的资源总是很抢手，这个女孩的照片资料发到朋友圈后很快就被客户预定了。“一般情况下，好的资源两天内就会被定下，一些名牌大学的（学生）甚至发出几小时内就会被‘下单’。”小何说。

我国卫生部门曾严禁任何形式的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，然而在这些机构里，交易是明码标价的。

“天赐宝宝”在对记者报价时告知，客户需要在支付“套餐”费的基础上给捐卵自愿者一定的补偿。补偿标准一般在3万至6万元，如果不挑选自愿者，补偿费用2.5万元。

例如，他们机构“借卵自怀包怀孕”价格为16万元，“借卵+借腹生一子包成功”的价格为90万元至110万元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客户需要给供卵“自愿者”几万元的补偿费。

代孕公司安排“自愿者”和客户面试

代孕妈妈：

哭诉凄惨经历

“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”

橙橙（化名）是安徽人，1991年的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。因为婚姻走到尽头让她心灰意冷，加上微商生意亏钱又欠了外债，橙橙想到了一个能来钱又能逃避现实的办法：当代孕妈妈。

“到代孕机构‘工作’这一年，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的日子。”在和记者对话时，橙橙几度哽咽。

“我的婚姻不太如意。”橙橙说，“我是2014年生完小孩的，之后的一段时间做微商，但孩子的爸爸动了我的一大笔货款，导致我资金链断掉了。”

橙橙做的是代理，货款出现了大窟窿后，代理生意显然是做不下去了，同时她还欠了一笔保证金。“我只能再向外面借钱把原先代理的保证金还掉，解散自己的团队。”

2015年4月，橙橙把孩子放在了自己父母家后只身来到南京打工。因为只有高中学历，橙橙找工作到处碰壁。2015年6月，橙橙和丈夫的婚姻也走入瓶颈，争吵不断升级。

“我想逃避婚姻，又想要钱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了代孕妈妈的招聘广告。”橙橙说，她从网上搜索到了很多“代孕”机构的广告，也加了很多机构的微信和QQ，“后来我从众多公司中选择了上海的一家。我一直在网上跟这家机构的客服联系，对方也很热情，经常跟我聊天、谈心，她的朋友圈看起来也比较真实。”

下定决心后，橙橙前往上海，打算去之前一直保持联络的代孕机构，可接下来的一连串事情让她既吃惊又失望。

“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一下火车，接站的什么都没说就把我接到了一个地方，上楼前很强势地把我的身份证收走了。上楼后，跟我对接的人跟之前联系时的态度判若两人，说他们只是中介，已经把我转给了另外一家公司。”

接下来，橙橙被转到了一个代孕机构，并拍照留底给客户选择，“公司会让客户通过照片选择代孕妈妈。整个孕期代孕妈妈和客户夫妻不会有什么接触，除非到了节点，比如过年过节和重要产检的时候，会让客户夫妻来一下。”

橙橙说，选择让她代孕的客户来自杭州。这对夫妻已经有了一个儿子，希望通过代孕再要一个女儿。

“一般公司为了保证成功率，都会在代孕妈妈的子宫里放2~3个胚胎，我大概是易受孕体质，2个胚胎在我子宫里都存活了。可客户夫妻不想要双胞胎，我不得已做了减胎手术。这件事对我冲击挺大的。”橙橙哽咽了，“这毕竟是一条生命啊！”

在上海代孕的一年里，橙橙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。她说，机构不会让代孕妈妈出去，所以不能像其他孕妇一样正大光明地外出散步、逛商场，也不能像自己怀孕一样有丈夫和家人陪在身边尽心呵护。怀孕的时候女性的心理变化是很复杂的，很脆弱也很容易抑郁，这些都不会有人来管。

最让橙橙崩溃的是丈夫趁她在上海期间，把孩子从她父母家接走，剥夺了她的抚养权。“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，但大着肚子又不能走出这里把我孩子找回来。我开始后悔，为什么要做代孕这个事情。”橙橙哭了……

客户：

前后交了200多万元找人代孕

结果老板失联，机构人去楼空

邵先生是温州人，目前一家人住在杭州。邵先生对记者坦言，他和妻子都40多岁，女儿3岁了，夫妻俩想再要个儿子。但因为妻子正值事业上升期，再孕育需要“休整”两年时间，说什么也不肯再生，他们便想到了代孕。可问了一圈后，夫妻俩打了退堂鼓。

“很多是假的，骗了钱就跑路了。”邵先生说，“我认识的一个姐姐曾找到过一家深圳的代孕机构，负责人说他们可以提供代孕、借卵服务，业务很大还发展到了香港，包成功，不成功退款。

这个姐姐后来选择‘代孕包怀男孩’的服务。这个机构也像模像样地带着做体检等，姐姐前后共交了200来万，对方让她回去等消息，说会根据她的要求选择代孕妈妈，可后来老板失联了。去深圳找对方，原先的机构早已人去楼空。”

有的人上当受骗损失了钱，有的人则躺进了医院重症室。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，生殖医学科高惠娟主任医师就曾抢救过这样一个病人。

“这个女患者挺年轻的，当时是因为腹部剧痛来到我们医院，检查后发现她盆腔严重感染，满腹腔都是腹水。此外还有少尿、凝血功能下降、血栓、呼吸困难的情况，在急诊重症室里躺了好几天。”高惠娟说。

为什么会出现急重症，女患者一开始支支吾吾，最后在高惠娟的开解下才道出了实情，原来她在地下机构做过供卵，机构给她药物大量促排卵，取卵的时候发生了感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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